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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浙看 | 人物】是非褒贬,浪花淘尽 ——记通识课《科学与生活》老师谢玉群

你是否听说过这样一门课?它在开课时令人吃惊,结课时争议不断。

你是否听说过这样一位老师?他常将两性关系挂在嘴边,尺度令人咋舌。
 
或许,你还在想这是某门社会学、哲学抑或心理学的课程,然而每年上百位选过这门课的学生都可以大声告诉你:
 
这门课名为《科学与生活》。
 
一门冠以“科学”之名的课程,和它的授课者谢玉群老师一道,在同学们眼中褒贬不一。
 
有同学会提,与其说《科学与生活》是一门科普课程,倒不如说是名著讨论课,在这里,唐玄奘和孙悟空时常出现,林黛玉和贾宝玉也屡见不鲜。

由于独特的授课内容和较大的语言表达尺度,《科学与生活》在浙大学子眼中早已成为一门“名课”,每至选课期间它总会人气爆棚。未上过课的学生总是对它充满好奇,然而上过课的学生却对其有褒有贬:有人认为新奇,也有人认为无趣。考虑到同学们对谢玉群的评价差异较大,笔者一度担心采访无法进行,但最终谢玉群接受了采访。
 


在学生眼里,谢玉群总是与两性等敏感话题相伴相随。
 
谢玉群面容瘦削,舒展着坐在笔者面前时,却丝毫不减课上的严肃神情。这让笔者想起了他的课堂:他总是在一本正经的神色中,讲出令听者语塞或者尴尬的内容,比如“性”。
 
某一次课堂上,谢玉群开始解释“胸大无脑”。
 
谢玉群如是说,从他熟知的中医药学来讲,人体脑部需要“于周身循环,自身体下部份回转至上”的“气”,胸部脂肪累积越多,回转越不流畅,所以“胸大无脑”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此语一出,台下同学顷刻哄堂,有人尴尬脸红,也有人表示在深思其中的缘由。有女生质疑“胸大无脑”本就带着对女性不尊重的意味,被教师在课堂中公然谈及,还是以这样戏谑的方式,她表示难以理解。
 
谢玉群习惯以强硬的语气与直言不讳的话语结合,这种状况导致少有学生会在课堂上与他进行交流。
 
经过课下与同学沟通,笔者得知,谢玉群上课所讲的很多内容都颇有争议,不能认同者大有所在。笔者简单地对上课学生做了采访,一部分同学表示当不想听课堂内容的时候,自己会选择玩手机或做作业。也有部分同学认为老师有卖弄学识之嫌,课程内容对于学生没有实际意义。还有同学在第一节课听完授课后大失所望,认为谢玉群讲课带着一种自以为是的嘚瑟,此后就没有再去上课。
 
当堂课上采访一位同学时,她给出了不一样的看法:“我觉得这个老师还挺逗的,他的知识面很广。听了还是对自身有一点帮助。”
 
这令笔者不禁疑问,过多的对于两性内容在课堂中的出现,是否不妥? 
 
回答这个问题时,谢玉群的眼神里露出一丝遗憾:
 
“你们还不知道怎么上大学啊!”

在谢玉群看来,开设这门课程本就是自由的体现。大学崇尚自由精神,学生有选择听课的自由,同样老师也有选择授课的自由。一所大学不能要求每位学生全盘接受老师所讲授之物,老师也不会要求所有学生都能够成为自己标准下的人才。一名老师所做,应只是尽自己所能“引导”,帮助那些懂得如何听课、愿意听课和思考的同学成为“人上人”。
 
在谢玉群看来,“人上人”就是在各个行业做到出色的人。
 
 “浙大每年新生有六千,估算一下,其中少数人日后成为行业的顶尖,一届届下来,浙大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他摊手后仰,又把话题拉回了性上,继续说道:
 
“至于‘性’,中国现在对于‘性’太缺乏引导了,这是可悲的一件事。每一个发达国家对性认识的普及程度都比中国高,所以,这也是我对你们引导的一部分。”
 
在他看来,成为“人上人”需要多方面的引导,仅仅在学术上引导是不足的。

同上课时一样,谢玉群在回答笔者的提问时眉飞色舞,棱角分明的脸上表情丰富,虽眼角已嵌着皱纹。可以想象,多年来谢玉群都是用同样饱满的神色,在一届届鲜活又不同的面孔前讲述着他的桀骜。
 
在谢玉群眼中,他一直履行着自己所坚守的“引导”职责。但也有人认为,他所做之事并非“引导”,L君表示:“似乎让我们感到尴尬或者不适他就显得高兴,我不知道他讲这些的意义。”在某评分软件上有人用“哗众取宠”评价这门课,底下获得了54个赞,位居评论首位。也有某同学评论道:“他存有性别歧视,居然说女性穿太少就是在勾引男的犯罪?那如此说来,强奸罪要判女性的死刑咯?”
 
是履行职责还是哗众取宠?往昔武则天在陵前自立无字碑,千载功过任后人评说,谢玉群虽非皇室贵胄,但或许他的教学风格与水平的是非,也只能留予众人评说。
 

 
谢玉群也总是与古典名著形影不离。
 
前文提及,《科学与生活》本是一门来自化学老师的名著导读课,但《红楼梦》和《西游记》却是高频词。谢玉群好举古典名著的例子,也喜欢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解读:
 
“……林黛玉长期内心压抑,所以闲着没事喜欢翻翻小黄书。”(指《西厢记》)

“贾政这个人,没什么本事,靠着卖女儿(元春)和谄媚混上去的……”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其中有些直白却不无道理,有些则较为“标新立异”,令部分同学感到愤懑:阿樱是一名“红楼粉”,她了解谢玉群对《红楼梦》的解读后,称自己“气得想去跟他撕”。谢玉群的课堂就像是一个小剧场,剧目无大的变化,听众却是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一拨换着一拨,告别时有人心满意足,有人义愤填膺,也有人毫无感觉,只是拿走了学分。
 
对名著的理解众说纷纭,课堂中也有不少同学反对谢玉群的观点,对此谢玉群以为可能课上的学生未能“看懂书籍”。
 
“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人生阅历才能够将一本书读懂”。
 
他坦言自己在十几岁时对《红楼梦》也没有现在这样的理解,因为那时还没有足够生命体验,看时对一些内容也就毫无共鸣。
 
“当时看红楼梦觉得女性很美。现在看到的,则是国和家。”
 
谢玉群以为知识面和人生经历的差异造成了师生对名著理解存在分歧。那么既然存在分歧,是否要考虑给学生一些思想上的过渡,好让他们更好地和自己的观点接轨呢?对此谢玉群直截了当地回答:“不必。”在他看来,漫长的人生经历并非短暂的八节课程所能给予。
 
“知道为什么孙悟空只有找到了佛祖才能让六耳猕猴现形,为什么各大菩萨都不行呢?”谢老师反问笔者,“因为菩萨们的等级不够啊!”
 
没有足够的境界、充分的人生体悟,是不能真正看清自己,也不能看懂名著的,谢玉群以为对待红楼乃至所有名著,年轻的学生倾向于宠爱善与美的娇嫩,而冰冷深刻的岫玉则是要待到翩翩新人成故才能明晰看透。谢玉群认为借助通识课所要做的,就是“分享”,而非手把手的“教授”,授课老师讲出自己的经历,对学生们带来一定的影响才是课程的关键。
 
谢玉群直言他现在所做的就是“分享”,而非让每个人都和自己有着一样的想法。他想要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更早地感受到观点的碰撞,就像是让只见过溪流的小鱼突然见到广袤大海一般。
 
然而,这种观点的碰撞是否有益,对于课堂上的每一条“小鱼”而言,谢玉群的观点在他们眼中是大海还是另一条溪流,仍然是一个疑问。
 


 有同学会在日常生活中调侃某些课程“水”,甚至有同学认为开设通识课收效甚微。谢玉群讲到此处显得有些激动。他认为学生的这种感觉只能解释为“本身的不成熟”,不应将之怪罪在开课老师头上。
 
“每一门课程都有开设的必要,没人有权利阻止老师。”谢玉群认为学生应该反思自己对于老师教授的知识是否真正领悟,而不是一味对老师品评。
 
“就像我们常说的,有用的吸收,没用的摒弃,但如果不加思考而一味评头品足,只能说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现,此时作为老师再去理会这种声音是极其不明智的。”
 
显然课堂是由师生双方共同组成的,在其他课程少有如此争议的情况下,科学与生活这门课程遇到学生较多的质疑,难道真的只是学生一方的问题吗?
 
“你们信鬼吗?”谢玉群突然问了一句,“在英国的一个大学,有位老师开课讲鬼,没有师生反对。是学问就有被研究被讲授的必要,也有了开课的理由。”老师如是说。此时笔者突然感到,这一堂课的矛盾似乎不再指向了师生,而是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对于两性话题,我们是选择避而不谈?还是仔细深究(即便探讨过程中,师生之间存在着诸多的不认可)?
 
提及开设科学与生活一课五年来的感受,谢玉群若有所失,认为五年来的学生都多多少少地有一个通病:自我感觉良好。
 
“考上浙大自己心里就没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得意吗?”谢玉群问道。
 
在他看来,那些“得意”使很多同学失去了学习的能力:他们被良好的自我感觉磨灭了野心,仍然使用高中的学习方法,没有把握住大学自主探究的机会,从此无法前进。而这种情况下,教师在思路与方法上的引导就显得尤为迫切:通过引导,让这些学生学会自主探究。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大学之前是知识点的学习,很小很局限,但是真正进入社会是要有融会贯通的能力,面对错综复杂的事情如何依靠自己来解决显得更为重要。”谢玉群如是说,语气更加激动。
 
“束缚自己的观念其实是幻象”,抛却幻象勇敢向前,笔者有些不解,谢玉群幽幽地说:“等你三十多岁再看孙悟空,就明白什么是幻象了。” 
 


 即便科学与生活遭到学生的质疑,每学期还是有相当多的人在教务系统点开这门课,按下“选择”。
 
每学期的第一节课,《科学与生活》上座率极高。笔者旁听了第四周和第五周的课程,发现总体到课率有下降趋势。
 
无论如何,谢玉群的课还在开设着,他仍然在把自己对人生的“体验”、“感悟”呈现在课堂上,把自己“分析”、“判断”的概念植入到教学中,把“自由”、“分享”的理念交与学生。
 
尽管争议颇多,但无法否认的是,正是值得肯定的教学理念、偏激的言论和独特的授课方式,才组成了谢玉群。他和他的课程留给了学生极大的评论空间,单单用“超前”、“哗众取宠”这样几个简单的形容词,已经难以将它们框定。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壁残垣。”

突然想起《牡丹亭》中的这句话,或许在谢玉群的眼中,学子的青春就如这姹紫嫣红,在缺乏“引导”的状况下徒负了韶光。但他的课堂于学生而言,究竟是养料还是毒药,答案却是因人而异。

谢玉群曾说不同的年龄会看到不同的世界。或许,待到我们青春逝去之时,对《科学与生活》便也会有了和现在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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